斯人已去 吟帜永存

——深切怀念孙轶青会长

李一信

  3月17日上午,我匆匆赶到医院时,孙老已处于弥留际,在场的亲属、朋友和医务人员,千呼万唤也无回天之力,孙老还是依依不舍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陷入久久哀恸的沉思。

  我结识住在红霞公寓的孙老轶青要比结识白羽和克家老都晚些。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在中国作协办公厅主持工作期间,对实际负责中华诗词学会工作的孙轶青虽不陌生,但对孙老真正有所了解还是在2005年伯农引荐我到中华诗词学会工作之后。孙老和克家老都是山东人,他们除了山东人共有的豪爽、粗犷、热情和坦诚外,孙老还多了些慈祥、温良和谦让。

  近几年来,我有幸零距离地接受孙老的言传身教,还有幸拜读了他的《开创诗词新纪元》文集和《孙轶青诗词集》。拜读孙老的文集和诗词集,我仿佛在文武兼备的孙老引领下,穿越时空,领略到中华诗词从中国文学的辉煌巅峰遭到冷遇的尴尬,又破冰冲出低谷而复苏的欣慰,进而长足发展由复苏而形成复兴态势的喜悦。孙老的文集和诗集翔实地记载了他以一个哲人的思辨、仁者的情怀参与和主持中华诗词学会工作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展现了孙老为复兴中华诗词事业的胆略和呕心沥血的心路历程,是当代诗词发展历史的鲜活生动的记录。

  孙老在文集的《自序》里说,中华诗词学会从成立到现在,正是诗词事业重新振兴时期,这个时期的当务之急,是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清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诗词的消极影响,让诗词走出低谷,趋向繁荣;一是如何继承优良传统,经由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发扬时代精神,开创社会主义时代诗词新纪元。可谓深中肯綮之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诗歌大国,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现在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而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元典精神的诗词却被当时的领军人物打入 “ 另册 ” 。1919年,胡适在他出版的新诗集《尝试集》和《谈新诗一八年来一件大事》等文章中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传统韵律已成为绞杀诗情的绳索,决然认定绝句和律诗不能表达 “ 高深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 ” ,他甚至在《白话文学史》中,把诗词格律和旧时代女人裹脚布相提并论,传统诗词不仅失去用武之地,而且应该当作秽物被抛弃。毛泽东一生钟爱传统诗词,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把个人爱好同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区别开来,生怕因自己的爱好影响到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格局。所以,他曾郑重讲过, “ 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 ” , “ 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 ” ,故 “ 不宜在青年中提倡。 ”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话的确 “ 一句顶一万句 ” ,和毛泽东 “ 叫板 ” 是需要有 “ 舍得一身刮 ” 的胆略和勇气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文艺在层冰积雪中迎来第二个春天。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孙老和他的同仁针对旧体诗词长期遭到冷遇和禁锢的状况首先问鼎 “ 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吗? ” 旗帜鲜明地提出开创诗词新纪元,并振臂高呼 “ 中华诗词万岁 ” !1987年倡导成立了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后,孙老便把 “ 如何清除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诗词的消极影响,让诗词走出低谷,趋向繁荣 ” ,当作振兴中华诗词的 “ 当务之急 ” 。孙老说: “ 这个问题很尖锐,多少年来,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旧体诗在青年中不宜提倡,可我们今天偏偏在这里举行全国性的青年诗词研讨会,以吸引广大青年爱好传统诗词,推进诗词事业。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与毛泽东同志唱对台戏呀?我看这个问题需要回答。 ” (1993年5月6日在首届青年中华诗词研讨会开幕时的讲话《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出吗?》)。孙老以自己丰厚的学识和理论修养,采取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科学观破释 “ 不宜 ” 的理念,在中华诗词学会的领导岗位上,为中华诗词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奔走呼号,忘我工作,亲自主持制订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华诗词发展纲要》,创作出版了高品味、高质量的《开创诗词新纪元》文集和《孙轶青诗词集》,为推动中华诗词事业的繁荣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孙老作为诗词界的领军人物,他引领广大会员和诗词爱好者的创作实践证明, “ 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 ” 近百年来,中华诗词虽然受到冷遇,但谁也不能把她扼杀,她以中华民族固有的特性顽强地生存着,持续地发展着。2008年中华线装书局出版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是建国之初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和倡导下成立的。研究馆成立后,先后经国务院总理亲自聘任了包括有前清探花、翰林、进士、举人在内的240多位馆员。《缀英集》收录了其中90位馆员的2000余首作品,创作年代从19世纪末延续到21世纪初,前后超过百年。这些作品或反映国家的战乱与新生,或抒发民族的忧愤与欢欣,或描写祖国的山川胜景,或记录地方的风土人情,在近现代诗歌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正如袁行霈先生在其《序》中指出的, “ 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都是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诗词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而他们内心的呼唤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与社会前进的方向一致,具有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意义,并折射出时代前进的轨迹。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或高古、或典雅、或雄浑、或冲淡、或豪放、或婉约,风格各异,个性鲜明。那些酣畅淋漓之作,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动人肺腑,启人心智。有的馆员还做了创新的探索,尝试着为诗歌创作开辟新路。从这些作品中,大致可以看出近百年间传统诗词发展的轨迹。 ” 《缀英集》的出版,在中国当代史上弥补了诗史之缺失的作用,她和开国元勋留下的诗词以及中华诗词学会编着的《中华诗词文库丛书》一样是中华诗词发展史上的丰碑。

  时运衰,诗人愤,国运昌,诗风盛。诗歌是时代的晴雨表。新时期以来,诗词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华诗词学会倡导诗词进校园,在全国创建 “ 诗词之乡 ” 和 “ 诗教先进单位 ” 以来,中华诗词事业呈现出复兴的趋势,出现了许多讴歌时代、反映祖国新貌的精品力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上千种传统诗词报刊,每年发表的诗词作品有数十万首,各级诗词组织的会员和诗词爱好者超过200万。中华诗词学会会员16000多人,其中院校师生的加盟呈上升趋势,事实证明传统诗词不仅可以在青年中提倡,而且青年完全可以掌握诗词创作规律,且勇于创新为诗词事业注入活力。传统诗词已经摆脱冷遇的阴影,我们已经看到复兴的曙光熠熠生辉,喷礴的日出还会远吗?

  孙老主持中华诗词学会工作,投入精力最多的还是如何引领广大诗人词家和诗词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经由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发扬时代精神,开创社会主义时代诗词新纪元。孙老说。 “ 在推进诗词事业的过程中,诸如诗词创作,诗词讨论,诗词比赛,诗词集会,组织建设,等等,许多工作亟须指导,许多经验亟须总结,许多问题亟须解答。这事实加重了中华诗词学会的责任,形成了对学会领导的压力和挑战。不言而喻,在这些压力和挑战面前,我首当其冲。我的态度是: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把挑战转化为奋战。而动力生干劲,奋战生勇气。有了干劲和勇气,勤读书,勤调查,勤思考,多谋善断,往往并不会白费力气。 ” 孙老正是以这样的理念,殚精竭虑,拼命工作,直至积劳成疾。他在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中提出 “ 开创社会主义时代诗词新纪元 ” 的口号;结合创作实践提出中华诗词要 “ 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 ” 的方针;诗词改革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的辩证关系;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力求创作出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声韵新、意境新、艺术新的优秀作品;声韵改革,执行 “ 倡今知古 ” 、 “ 双轨并行 ” 的方针;要传承有序,与时俱进,让诗词走进院校,寄希望于青少年;旧体诗词和新体诗要共存并荣,相互促进……为传统诗词的持续发展绘制出一幅壮丽的蓝图。

  孙老作为革命老前辈和诗坛领路人,如上提到的,他有鲜明的主张,他的作品也一如其人,有着浑金璞玉般厚重、质朴、大气而闪烁着哲理之光彩。

  由于工作关系,孙老足迹遍天下。他曾长期从事和领导新闻工作,有着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他的诗作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以及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科技发展的重大成就,30年来国内国际发生的大事,无不有感而作,如《中山舰》: “ 出水中山舰,英姿傲九天。继承先烈志,两岸要团圆。 ” 他心系祖国的命运,把改革开放的得失和人民的冷暖萦系心上,如饱含深情对深圳特区赞颂道: “ 一座新城拔地起,群楼竞与白云齐。车如流水人如织,开放先锋奔马姿。 ” 孙老不忘历史,更关注现实,他指导和参与中华诗词的各项活动,无不溢于笔端,如他为永兴创建 “ 诗词之乡 ” 写道: “ 诗国兴隆诗县昌,永兴立志变诗乡。推动诗教成功日,素质增强民气张。 ” 他还更深情地写道: “ 今后诗村碑石立,何年更庆国碑丰? ” 在孙老的心目中,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仅要立有乡村、县市、省区的诗碑,而且应该在神州大地竖一块上写 “ 诗国 ” 的丰碑。他是在用自己的心血为中华诗词伟大复兴而拼命工作和纵情歌唱。孙老还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且酷爱砚台,他对书法的独到见解和写的多首砚诗砚铭,不仅为书界和收藏界珍爱,而且为盛世增趣添彩。孙老也是性情中人,他的诗作中也不失温馨诙谐之作,如赠老伴云: “ 手脚勤,埋头干,好疼人,爱包办。身体不好充好汉。别人闲,靠边站,她却忙得团团转。不懒自己不得法,尽说别人是懒蛋。 ” 读来令人忍俊不禁。由此,还让我联想起启功先生的许多诙谐幽默并启人心智的诗作。

  孙老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为我们继承和创新作出示范。他主张 “ 倡今知古 ” , “ 倡今 ” 贵在创新, “ 知古 ” 贵在溯源。诗词创作丢掉传统,中华诗词就会失去根基,不成其中华诗词;倘若没有创新,中华诗词就会失去活力,走向没落。传统和创新如鸟之双翼,哪一个也不能丢掉。回顾中国诗歌发展史,以盛唐为例,对诗歌的传承与发展颇有启迪。谈中国诗歌,就不能不说唐诗,谈唐诗就不能不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杜、白的风格不同,但他们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无不是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结果。李白诗歌的语言是自然而夸张的,诗句单纯而不雕琢。他以七言歌行和绝句擅长,这类诗写得自然清新活波可爱。律诗因其格律要求很严,与李白热烈奔放的感情不相适应,所以他写得很少,而且他在写的时候也不严格遵守其严密格式。李白在创作上的成就,跟他有效地向传统、向前人学习是分不开的。李白不仅在思想上受到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影响,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与屈原也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如他的《梁甫吟》与屈原的((离骚》,在艺术构思上就有着明显的若干相似之处。语言方面,他在七言、长短句歌行中受屈原的影响更明显。他除了继承屈原的传统外,他对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更是情有独钟,我们可以从李白许多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的诗作中,看出他学习乐府诗歌的结果。如《战城南》、《白头吟》、《秦女休行》,以及《赠汪伦》、《乌夜啼》等,无论是白描还是夸张,都与民歌有着难解难分的共同之处。但他的诗作绝不是同类乐府民歌的简单重复,他是把这些遗产中的优秀东西熔于一炉,通过自己的探索,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和风格。杜甫是位政治性很强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他的诗不但写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而且也描绘了他亲历的祖国山川。他擅长五、七律,深厚的感情在五、七律中得到凝炼,尤其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杜甫很注重吸纳六朝以来的诗歌语言,而且到了他的手里,更获得新的生命。他还善于从方言、俗语,以及民间流传的谚语里,点化为自己诗中的誓句,如《前出塞》里 “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 等。白居易是位天才诗人,从他和朋友们共同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作里,明显地可以看出古典文学传统对他的影响。白居易十分珍重祖国的文学遗产,他曾多次表示要有意识地继承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新乐府》就是他继承了古代的乐府诗而又加以革新,并在前辈杜甫等人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他的诗歌语言明白晓畅。 “ 老妪解诗 ” 是流传在诗坛上的佳话,但他的诗歌语言是在吸纳群众语言的基础上,又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加工才形成自己的风格的。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籖》中说,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手稿的记载,说 “ 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 ” ,可见白居易在语言锤炼上下的功夫之深。总之,我们回眸历史,可以深刻认识孙老多次强调的发展当代诗词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关系的重要性。马凯同志在 “ 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颁奖暨五位诗家作品集首发仪式上 ” 和在《缀英集》诗集出版发行暨中华诗词研讨会上讲话时,提出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需要努力处理好继承和创新、普及和提高、旧体诗和新体诗、诗人和大众、做人和作诗的关系。在处理好的五个关系中,他作为首条和突出强调的也是继承和创新。这是影响当前诗词创作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诗人和词家,应以历史为鉴,以现实为重,取得共识,推动诗词创作健康发展。

  我们学习孙老的文章和诗作,不仅可以看到他作为中华诗词学会的开拓者和掌门人,是怎样以哲人的思辨来观察和处理当前诗词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团结和引领诗人词家和广大诗词工作者,身体力行,共铸辉煌。我们还从他的诗文中,看到一位仁者的伟大情怀。他在中华诗词学会一次会长扩大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 “ 人,大都各有长处,但又并不十全十美。而我们的事业又需要依靠若干各有所长又并不十全十美的人们去完成,这就需要人们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个领导集体,相互之间的关系都需如此。否则,相互瞧不起,离心离德,各行其是,任何事业都无法完成。 ” 他还说,他信奉的格言是: “ 谁要想让人看得见,首先得自己站起来。 ” 我想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词家和诗词工作者,都应该像孙老那样,以哲人的思辨、仁者的情怀,关注诗歌事业,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 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 ” ,和他提出的 “ 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 ” ,以及他对 “ 新体诗歌 ” 的构想—— “ 以外国诗作参考 ” ,使 “ 民歌与古典传统统一起来 ” 的 “ 三结合 ” 模式,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孙老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诗词理论和诗词作品,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让我们新旧体诗的作者携起手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像李白和杜甫那样,像孙老和诗词界的朋友那样,珍惜友谊,协力用传统诗词的简约和形式去打造现代新诗,用现代新诗的鲜活和灵动与旧体诗词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创造出如唐诗、宋词、元曲那样的无愧于当代的精典来。这才是我们对孙老未尽事业的最好继承和对孙老最诚挚的怀念。